J.P. Morgan CEO Jamie Dimon 2024年度給股東的信全文翻譯(一)


Reader晚安,你好:

等你看完本文,相信你也能認同Jamie Dimon經營公司的能力,應該是和他看待美國宏觀戰略觀點同樣出色。如果由這樣一位持平的領袖領導,我相信美國不會有那麼多歧見。這是近年來我看他寫年度給股東的信最長的一篇,光是第一部份就已經長達16,000字,我會分次將其翻譯出來,今天給各位先讀第一部份。以下是給股東的信全文。

美國和世界正處於關鍵十字路口:現在需要全面行動和領導力

只有美國擁有經濟、軍事,以及,對,道德力量。

我寫這個主題,既是身為一位關心美國和自由世界未來的愛國者,也是作為一位公司CEO,因為這可能是影響摩根大通未來最關鍵的因素。摩根大通的成功,一直建立在美國的成功以及世界健康的基礎上,特別是自由民主國家的強大。

無論你稱他們為對手,還是主要競爭者,他們已經明確表達了自己的目標。我們必須立即行動。

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殘酷入侵,和對以色列的恐怖行為,應該已經消除了世界是安全地方的任何幻想。我們不需要另一個珍珠港或9/11,來打破任何基於希望的虛假安全感,認為獨裁者、恐怖分子和壓迫性國家不會利用他們的經濟和軍事力量推進目標—特別是針對他們認為軟弱、無能和混亂的西方民主國家。全球和平和世界秩序是美國的重要利益。我們還需要回答問題:我們想生活在什麼樣的世界中?我們相信我們能夠或應該嘗試讓世界變得更好嗎?實際上,還有什麼其他選擇?

我們的國際對手和主要競爭者已經明確表示,他們的目標是瓦解美國的霸權,這意味著拆解由美國與盟友共同領導的基於規則的體系(基本上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聯合國)。自二戰結束以來,這個體系帶來了大國之間最長的和平與繁榮時期。今天,顯然這個體系需要認真改革和加強,而不是徹底摧毀。然而,如果有機會,這正是我們對手想要發生的事情:撕裂美國及其盟友建立的廣泛軍事和經濟聯盟。在隨後的多極世界中,每個國家都會為自己著想—讓我們的對手有機會制定規則並使用軍事和經濟脅迫來獲得他們想要的東西。這就是這裡的利害關係。我們需要集合政府和私營部門的力量,在處理現實世界的冷酷現實同時,建設我們想要的世界。

我們面臨著自二戰以來最危險和最複雜的地緣政治和經濟環境。今天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複雜和相互連結。需要全面策略和奮力部署,以應對多個方面的挑戰:烏克蘭戰爭;中東恐怖主義和伊朗可能發展核武器的真實可能;歐洲潛在的分裂;以及持續的貿易爭端,和中國的崛起。如果伊朗獲得核武器,世界上許多其他國家將尋求獲得核武器,這將為我們帶來災難性局面。全球核軍備競賽是對我們世界最糟的結果—這可能是人類生存面臨的最大威脅。最後,非常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安全和經濟是相互關聯的—「經濟」戰爭在過去曾導致軍事戰爭。

美國的全球領導地位,不僅被其他國家在我們邊界外挑戰,也被我們兩極分化的選民在邊界內挑戰。

未來十年採取的行動可能會證明,取決於我們的國家和盟友的表現,是我們一生中最具影響力的行動,並可能決定未來一個世紀自由民主世界的命運。美國一直有著面對巨大挑戰的驚人能力—從亞伯拉罕·林肯到富蘭克林·羅斯福到杜威·艾森豪,我們都是通過正面迎接挑戰、有卓越領導力做到這一點。我們應該記住,美國「孕育於自由之中,致力於人人生而平等的主張」,仍然是世界各地公民希望的燈塔。

以下是我們國家需要做好的五件事,以確保我們國家和公司應該希望的未來。如果我們在其中一方面失敗,我擔心我們可能會整體失敗:

  1. 以謙虛的態度讚美美國的價值觀和美德,以恢復公民自豪感、公民意識和目標。
  2. 透過恢復理性思考和展現堅定態度,承認並解決我們國內的問題。
  3. 理解美國成功的最佳策略,是實施有效的國內政策,為所有公民的利益,推動強勁的經濟增長。
  4. 發起全面的經濟外交政策,贏得新的全球「經濟」戰。美國可以保持領先—但前提是,不能孤立自己。
  5. 確認我們的國家安全和世界上最好的軍隊,無論花費多少,都是至高無上的,對和平必不可少。

這些是我的建議,我知道有些人也許並不同意—在某些問題上,我最終可能是錯的。然而,我不會錯的是,迫切需要正面應對這些問題—我們不應假設美國會克服它們。我們一直是一個有韌性的國家,並且曾在過去通過面對挑戰並適當處理而克服了重大逆境。問題年久惡化。而處理這些問題不當的後果,是從糟糕到大災難不等。

以謙虛的態度讚美美國的價值觀和美德,以恢復公民自豪感、公民意識和目標

要能夠解決國內外的問題,我們必須強大。我們的核心力量是基於對價值觀的承諾,以及努力工作和明智思考問題的能力。如果美國的靈魂不強大,其餘部分就會軟弱下去。雖然我們應該承認美國的缺點,但不該用它們來分裂我們國家。

我們的價值觀超越任何政治立場—自由主義者、保守派、進步派、民主黨或共和黨。我們需要相信自己,回去工作(回辦公室!),而不是互相拆台。

美國的力量不是天賜權利—它來自於致力於共同目標的公民。

許多流行的盲目意識形態,與我們的基本原則背道而馳。我們的言論、宗教和企業自由原則,允許個人合法地追求他們認為合適的生活。意識形態者往往堅持僵化信念,並試圖將這些信念強加於他人;在極端狂熱主義中,沒有個體差異的空間。

我讚賞許多民主黨傳統價值觀,例如致力於提升所有公民,提供更多正義和平等機會。我也深深尊重許多共和黨的傳統價值觀,例如致力於提供強大的國防,促進企業自由發展和鼓勵一個對商業友善的環境,以及強調憲法的重要性。我們都應該支持其他核心價值觀,如家庭、國家、自力更生、尊重工人和務實理性(common sense)。這些價值觀並不是互斥的,都應該被兩黨擁抱和維護。我們,人民,要能彰顯所有這些價值觀。

即使我們有目前全部這些問題,如果可以,數十億人會離開他們的國家,並搬到我們國家。同樣,如果大多數人只能在一個國家投資,他們會選擇美國。我們的卓越是基於我們的自由、我們的機會和我們的法治,全部在美利堅合眾國憲法(和軍隊)的保護下。你只需要見證新公民的深切感激,他們經常做出巨大犧牲才能來到這裡,感受當他們宣誓效忠美利堅合眾國時的感受—這會讓你感動落淚。

我們有責任教育自己、我們的同胞和未來世代關於美國價值觀和我們持續追求更完美民主的重要性。這種教育應該從小學開始—我們的公民角色和責任需要被教導。我們的共同價值觀是超然的。

通過恢復常識和堅定,承認並解決我們國內的問題

事實經常被人用來證明他們已經認為的東西,然後兩邊的民粹主義者扭曲事實,用它們來煽動公民圍繞他們的不滿。但是,正如前英國首相湯尼·布萊爾所說,我們需要將民粹主義者與不滿分開,因為許多不滿部分植根於真相,必須予以解決。以下是我認為目前在國內造成合法挫折和憤怒的問題。這個清單並不完整,但讓我們承認裡頭一些深刻挑戰。在這部分和下一部分,我討論一些可能的解決方案:

  1. 缺乏對邊界的控制。全球受影響人口對不受控制的移民非常不安,這減少了管理合法和必要移民的能力。在美國,移民數量在過去20年增加了約50%。一旦我們控制了邊界,我相信大多數美國人會支持增加基於能力和專業資格的移民,包括允許在這裡獲得學位的人留下來,確保季節性工人得到適當簽證,使在這個國家出生的兒童能夠留下來,並為守法、無證件的移民提供嚴格的公民身份路徑。健康和適當的移民將為本國帶來數量可觀的人才,這已被證明實際上有助於經濟增長。
  2. 太多人被拋在後面。我們最低收入層的同胞實際上被拋在後面,這是我們在全球看到的趨勢。從1979年到2019年,最高10%收入層的工資增長幾乎是最低10%收入階層的10倍之多—基本上,最低收入階層(的工資)根本沒有增加。我們的非常低收入公民正經歷更高的輟學率、更高的失業率、更多的毒品使用和社區犯罪,以及明顯更糟的健康結果。他們通常居住在農村地區和內城區。因此,雖然國家創造了巨大財富,但對太多人來說,平等機會的承諾似乎長期都沒實現。
  3. 教育,有些是最好的,有些是最差的。我們擁有世界上最好的大學(包括研究型大學)。然而,在過去20年中,公立和私立大學的大學費用增加了一倍多,但家庭收入中位數僅增加18%。許多內城區學校的畢業率低於50%。在高中和大學,我們沒有教授足夠的技能來獲得高薪工作。我再說一次,這對最低收入階層的影響遠遠更大。平等機會顯然未被公平分享。
  4. 無效和無能政府。大多數人不相信政府,無論是哪個黨控制,都做得好。對某些人來說,問題在於持續的官僚主義、缺乏認可和失敗的學校;對其他人來說,是持續的反商情緒。我們難以建設管道、升級電網、發展高速鐵路和實現其他必要目標。我們的政府似乎無法改革和重組自己,這是一個問題。這種情況因許多職業政治家缺乏實際經驗而加劇,這一點很明顯。我們在務實理性上失敗了。讓我們在這裡更明確一點,這不是關於責備個別工人。我們都知道許多政府僱員是勤奮、有道德和關心的公民,正在做非常重要的工作,支持和保護他們的美國同胞。
  5. 揮霍的財政管理。大多數人不相信,給政府更多錢會帶來更好結果。實際上,大多數人認為政府行動,如特殊稅收減免,是對利益集團的庇護。許多人認為,稅收制度本身充滿不公平漏洞。政府在財政上不負責任且揮霍—即使花了所有錢,不滿仍然增加。我們的政府估計每年「不當」支付超過2千億美元。不知怎麼的,我們有巨額赤字和糟糕的結果。
  6. 既太弱又太強的龐然大物。我們的政府矛盾地既太弱—無法完成基本任務—又過於強勢—以損害個人自由和自主等基本民主原則的方式過度干預。過去幾十年裡,許多人感到政府不斷增加的干預侵犯了他們。這種強勢不僅規定我們應該如何行動,還規定我們應該如何思考和感受。
  7. 文化戰爭和道德表態。在過去,精英們經常侮辱家庭、上帝和個人成功的傳統價值觀,從他們舒服的、高高在上的位子,宣揚他們的優越價值觀,並將這一切強加在抱持著不同信念的人身上。我們實施了許多氣候政策,這些政策並不能有效解決氣候變化,還提高生活成本。我們已經停止教授美國歷史中一些重要部分。我們不承認美國的重大美德,反而貶低還毀壞它們。我們過度參與階級鬥爭和身份政治,也就是不當地使用種族、性別或信仰。還有一些州法律實際上增加了犯罪,而不是預防犯罪。許多這些政策傷害了他們本來應該最保護的人。許多為其誤導政策付出高昂代價的城市,現在正回歸明顯的政策目標—安全的街道、更好的學校、更多住宅。
    不幸的是,越來越多的人變得不尊重、高傲,也不願互相傾聽。雖然需要調整,但擺動過度到另一個方向,是可以預見的。當一切塵埃落定時,讓我們希望我們都能多一點互相尊重。
  8. 不完善的醫療保健系統。雖然從某些方面看,我們的醫療保健是世界上最好的,但它也很貴,實際上,幾乎是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家平均醫療保健費用的兩倍之多。我們的醫療保健系統在預防保健、透明度和正確的激勵機制方面也不足,並讓太多人無法獲得保險。
  9. 寸步難行的訴訟、官僚體系和監管錯失。由可靠的司法機構支持有效的法律環境,這對經濟健康至關重要;能保護權利、確保公正、解決爭端、維持制衡,並支持創新。然而,目前的環境令人沮喪,而且減緩成長。雖然我們都希望通過法律系統獲得正義,但我們的訴訟系統是很昂貴的(比大多數其他國家都貴)、反覆無常的、任意的和慢吞吞的。所有這些導致極端的風險規避行為—主要是政府方面,但也經常是企業方面。令人擔憂的是,一些政治家越來越受制於訴訟律師的利益,這對平衡政策制定形成了真正的風險。在某些方面,這可說是美國的阿基里斯腱。
  10. 官僚主義2.0。官僚主義一直意味著過多的文書作業、官僚程序和法規。但它被喜歡它並希望更多的人帶上一個全新高度。他們加倍做監管和官僚程序,這也大大增加了繁文縟節。在這樣做時,他們確保新規則由沒有實際經驗的學者制定,保證它們會過度設定、混亂、矛盾並帶有意識形態。所以我們需要給予應有的信任。因此,我將其重命名為「淺藍色」繁文縟節。即使當「藍色」繁文縟節被證明會減緩經濟增長並使企業和個人難以發展,那些創造它的人也為結果辯解並拒絕改變(請看看歐洲)。
  11. 損害性貿易做法,特別是跟中國。雖然貿易極大地使世界和許多(如果不是大多數)美國公民受益,但對某些人造成的損害,雖已被承認了,但從未被修正。那些受害的人感到痛苦—無論是在失去工作還是在減薪方面。我們也允許過多不公平的貿易。最後,最重要的是,我們未能保護我們的國家安全,在軍方所需的關鍵產品上,過於依賴潛在對手(後面會詳述)。
  12. 我們的公民和民選官員的自私。無論是工會反對新技術還是企業獲得稅收減免,對「我能得到什麼」的專注需要停止。在華盛頓特區有13,000個團體在遊說,捍衛他們的「特殊利益」。他們很少為美國的利益而戰。當美國的未來懸而未決,或當特殊利益集團產生不當影響時,是時候將原則擺在利潤之上—將國家放在公司或工會之前。我們國家有許多人都這麼做—我們軍隊中穿制服的軍官就是理想的例子,他們因深信我們的價值觀和國家,將生命置於危險之中。

美國仍然是特殊的國家,但其問題要我們調整策略。美國一直承擔著維護世界安全的負擔,並通過貿易等方式做出了改善其他國家公民生活的非凡努力。現在是時候重新平衡和重建,但不要從後世界秩序撤退。美國從國際領導地位撤退,將留下空白,可能被中國或其他尋求推動一套替代國際規則和規範的行為者填補。

我們的失敗兩黨都有份(媒體則放大它)

我提到的許多不滿,在兩黨領導下都存在,而且與日俱增。這些不滿經常被媒體放大,傳統媒體和新媒體往往只堅持一黨觀點,這使觀眾對所有問題和有缺陷政策的後果視而不見。例如,在進行採訪時,記者經常通過微妙支持或公開質疑,表現出他們的偏見。受訪者可能因為他們是誰,而不是因為他們論點的內容,而被貶低。這些都讓我們對彼此更加刻薄—多一點善良和理解會有很大幫助。我堅信我們應該不斷交談,表達觀點,互相問責,並嘗試尊重爭論的各方。

社群媒體把事情變得更糟,事實上,刻意地變得更糟,通過使用演算法來操縱,而不是教育。網路和平台可以通過提供演算法菜單(而不是上癮性的演算法),以及要求所有用戶驗證身份(無論他們選擇匿名發言與否),有意義地改善公共廣場上的對話品質。在銀行業,我們有「了解你的客戶」要求—社交媒體也應該有這個。驗證身份將大大消除外國影響和機器人,並使個人而非平台受法律約束。

我們也存在於一個充滿不準確和不公平標籤與代罪羔羊的國家;例如,華爾街與主流意見的對立。在與主流意見的比較中,華爾街到底是誰?大企業和小企業是共生的,我們不該尊重工作、工人和創造這些工作的公司嗎?有些人認為,在政府部門工作比民間企業工作更有美德。公共部門就業不到2,500萬人,我們應該高度尊重他們—教師、警察、消防員、軍人、衛生工人等。所有工作都有尊嚴和目的,都為國家的整體福祉做出貢獻。記住,私營部門的1.35億人創造的收入,為公共部門提供資金,這很棒。

所有這些都是我相信政治體系可能厭倦,並準備看到大膽顛覆的原因。雖然我們需要採取適當行動,但我們也需要改革和重建。

此外,我們的對手錯把我們表面上的混亂,視為我們懶惰、軟弱和頹廢的跡象。任何了解美國的人—其工作道德、創新和大多數公民的道德—都知道這不是真的。

認識到美國成功的最佳策略是實施有效的國內政策,為所有公民的利益推動強勁的經濟增長

我們需要解決導致我們分裂,並阻礙國家發展的潛在問題。通過實施有意義的政策改革來解決這些問題,我相信我們的國內生產總值(GDP)每年將成長超過3%—使所有美國人受益,特別是我們低收入區間的同胞。從2000年到2024年,GDP每年增長微微超過2%。如果增長到3%,這在做出正確的政策決定下應該很容易實現,我們今年每人的GDP將高出約$16,000美元。

在本節和下一節中,我描述了許多我們需要修復的政策—在某些情況下,如何做到這一點。有些修復很容易,而其他則具高度挑戰性。它們涵蓋了從改善供應方面,如教育、基礎建設、許可證、生產能力和技術,到解決需求方面,包括財政和稅收政策的各個方面。所有這些都是國內政策,我們可以自己解決。稍後在本節中,我談到外國經濟政策,包括貿易、外國投資和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所有這些對我們的國家和世界都至關重要。

政策需要詳盡、全面和協調才能成功—如何在政治上描述它是另一回事。

正如有人曾說,「如果你要做你已經做過的事,你會得到你已經得到的東西。」我們有世界上最好的經濟,但我們必須面對我們廣泛的缺陷和裂痕。我們需要建立自己的能力,停止持續的反應不足和過度反應。我們的政策必須促進健康、可持續的增長,至關重要的是,我們團結整個國家—政府和企業都一樣—要來實現它。在世界各地,我們觀察到有利和不利的政策。例如,善意的勞動法規可能適得其反,正如在歐洲部分地區看到的那樣,那裡嚴格的勞動法規,導致失業率居高不下。同樣的,某些社會安全網計劃可能無意中阻礙了付費工作。另一方面,簡化許可政策顯示了明智的治理能如何加速發展,並快速又安全地完成項目。實施健全政策的國家能夠取得顯著成果;想想愛爾蘭、新加坡、韓國和瑞典。就連希臘,一個過去常被視為歐洲經濟長期失敗經典案例的國家,也在卓越政治領導的推動下扭轉了局面。

好的政治領導者既掌握政治又掌握政策細節。他們不斷教育公眾,而不是只回應公眾。我們的國家需要能夠在短期和長期內,引導他們的政黨遠離迎合極端,並能夠與我們的盟友有效合作,制定解決經濟和安全挑戰的整合政策。最重要的是,在國內戰線上,我們需要兩黨的立法者承諾認真治理工作—拋開黨派分歧,制定促進經濟增長和擴大所有美國人成功機會的政策。競選任何行政職位(市長、州長或總統)與管理政府是完全不同的兩件事。有些人很快明白這一點,有些人則不然。雖然一個好的政治家必須以清晰、引人注目的方式傳達政策,與美國公眾產生共鳴,但政策本身必須設計得很好,才能真正有效。這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因為無論是外交政策還是經濟政策,未來都充滿極端風險。

我們需要推廣而不是貶低大、小企業。

在經濟政策上,共和黨人支持商業和自由企業,限制過度政府干預,建立使美國15年來首次具有競爭力的國際稅收制度,並削減不必要的、令人麻木、扼殺就業的法規,這是正確的。所有這些都可以在維持防止市場濫用和保護經濟環境所需的適當監管的同時完成。

最近民主黨的政策,是由往往被誤導的敘述和經常輕視的語調驅動的,這讓許多商業社群感到沮喪和幻滅。許多政府機構和監管機構經常通過依賴像「抬價」這樣過於簡化和不誠實的概念來批評商業活動,以證明他們的立場。他們傾向於把少數公司的失誤個案,用來描繪、泛指整個商業社群都是不道德的。這助長了破壞自由企業的言論,並導致過度監管,經常超出法律的意圖。前任政府中,很少有人真正了解商業或有任何經營企業的經驗—這一點很明顯。其他重要政策(例如,基礎設施、CHIPS和科學法案、通貨膨脹減少法案),雖然出於好意,但充滿了道德性表態和不明智的規則,這限制了它們的有效性。並且,政府沒有修復無盡的法規,如果可以,政府反而使它們更糟。

更明智的做法是,適當教育公眾關於大小企業的作用。民營企業是將我們國家的資本投資到高回報領域的引擎—它是促進創新、可持續增長、生產力和就業的最有效工具。美國有超過3000萬家企業,但在民營企業內,大公司負責85%的研發和近一半的所有非住宅資本投資。大公司通常有優秀的醫療保健、健康、退休和培訓計劃。

每次在某處建立新工廠,它都會在該地區創造四到五倍的就業機會,通常是小企業的就業機會。小企業和大企業真正是彼此共生的。

發起全面的經濟外交政策,贏得新的全球「經濟」戰爭。美國可以保持領先—但前提是,不能孤立自己。

美國在世界事務中的非凡地位,建立在我們的經濟、軍事和道德力量之上。我們與盟友的特殊關係很大程度上存在,既因為他們從美國的軍事保護傘中獲得安全,也因為我們強大的經濟關係。但我們處於一個由權力動態轉變、快速技術顛覆和地緣政治緊張局勢上升(包括中國日益增長的自信)定義的新世界。這種經濟競爭和衝突,可能比戰場上的戰爭持續更長時間。

世界上的專制國家,以及一些不結盟國家,希望看到美國經濟聯盟的碎片化,和我們全球經濟地位的削弱,包括我們作為世界上最強大經濟體、創新領導者和世界儲備貨幣持有者的地位。這場競爭有許多參與者,使用許多策略,會持續多年。但我們的長期戰略目標應該是晶瑩剔透的:維持西方世界的凝聚力和力量,包括它們的經濟。如果西方世界的軍事和經濟聯盟碎片化,美國本身將不可避免地隨著時間而削弱。

與我們盟友的經濟分裂,從長遠來看,可能是災難性的

保持我們聯盟在一起,無論是軍事上還是經濟上,都是至關重要的。恰恰相反的(情況)正是我們對手所希望的。歐洲有一些嚴重的問題需要解決。自2008年以來,歐元區的人均GDP已從美國人均GDP的75%以上,降至約50%。雖然歐洲最近從美國領導人那裡收到了一些嚴厲的信息,但歐洲領導人應該做的是抓住時機。歐洲國家知道它們需要做什麼:大幅改革它們的經濟以便能夠增長;例如,完成經濟聯盟使跨國商業更容易、效率更高,並啟動勞動力改革和稅收改革,以激勵更多的商業增長和勞動參與(參見德拉吉報告)。他們也認識到,他們需要顯著增加軍事支出和能力。這很困難,但我們國家的目標,應該是幫助歐洲國家變得更強大,並保持它們之間親近的關係。

如果歐洲的經濟弱點導致其分裂,那麼整個景象將看起來很像二戰前的世界。每個國家都要尋求自己的關係來確保其未來,這很可能意味著與俄羅斯和伊朗在能源方面,以及與中國在貿易和經濟方面,建立更緊密的關係。這樣的舉動最終會使這些國家更加依賴中國和俄羅斯—隨著時間的推移,有效地使它們成為附庸國。經濟是長期的紐帶,美國優先是很好的,只要它不以美國孤立告終。

我們不需要害怕中國—我們只需要整合自己的力量

全面的經濟政策對與中國競爭至關重要。對世界來說,沒有比這更重要的關係了,這種關係將影響整個印太地區,特別是我們的盟友:澳大利亞、日本、菲律賓、韓國等。

在過去20年中,中國比我們執行了更全面的經濟戰略。該國領導人已成功地讓他們的國家增長,看你怎麼計算,也已使中國成為世界上最大或第二大經濟體。話雖如此,許多人質疑中國目前的經濟重點—它繼續受到許多經濟和國內問題的困擾,特別是資本錯配,這已導致大規模房地產問題、金融系統削弱、抑制本國企業家的政策,以及迫切需要適應快速老齡化的人口。

中國有自己的國家安全威脅,因為它位於世界上政治非常複雜的一個地區。中國的許多行動已促使其鄰國(如日本、韓國、菲律賓等)開始重新武裝並接近美國。令許多美國人驚訝的是,雖然我們的國家100%能源自給自足,但中國每天需要進口1千萬桶石油。很明顯,中國的新領導層已經設定了不同的路線,更加關注國家安全、軍事能力和內部發展。這是它的權利,我們只需要適應它。

美國仍然握有一手極好的牌—充足的食物、水和能源;和平的鄰國;以及仍然是世界上最繁榮和最具活力的經濟體,每年人均GDP超過86,000美元(相比之下,中國2024年的人均GDP為13,000美元)。最重要的是,我們的國家蒙受真正的自由(freedom)與人身自由的福祉(liberty)。

早在十多年前,企業和政府就應該關注中國的某些問題:多方面的不公平貿易,以及我們對中國在關鍵國家安全相關組件方面的依賴。雖然我們可能永遠與中國存在一個複雜的關係(因其在俄羅斯與烏克蘭持續戰爭中支持俄羅斯的行動而變得更加複雜和嚴重),但該國的巨大規模和對許多其他國家的重要性(中國是幾乎所有其他國家的最大貿易夥伴)要求我們保持參與—深思熟慮而且無懼地。同時,我們需要建立和執行自己的長期、全面的經濟安全戰略,以保持我們的地位安全有保障。例如,我們需要通過增強我們的技術進步,和減少對台灣半導體晶片的依賴,在人工智能(AI)競賽中保持與中國的競爭力。我們可以採取的大多數行動,來保護我們的國家是單方面的,不需要中國的同意。總的來說,我相信,尊重、強大和一致的參與對美國和中國以及世界其他地區都是最好的。

無論你將中國視為競爭者還是潛在對手,我們都應該與盟友合作,堅定地就戰略、軍事和經濟關切—包括不公平競爭—進行談判。關於戰略、軍事和經濟關切的艱難但深思熟慮的談判—包括不公平競爭—應該導致各方都改善的局面。如果美國提供強有力的領導,並保持西方世界的團結,中國與強大的西方世界形成夥伴關係會比與俄羅斯、伊朗和其他國家結盟更好。我們也應該認識到與中國在打擊核擴散、氣候變化和恐怖主義方面的重要共同利益。

中國做得非常好的是,作為一個整體管理其國家—協調政府和企業,使他們能夠進一步推進其一些戰略目標。我們必須提高我們以更有組織和戰略性的方式行動的能力,以便在這個新的全球格局中取得成功。簡單地說,如果我們保持我們的經濟最強大並維持我們聯盟的力量,我們將蓬勃發展。

我們應該促進健康的經濟聯盟,包括公平貿易

全球貿易規模巨大,每年約20兆美元,其中只有2.5兆美元是與美國的貿易。全球貿易將繼續進行,無論美國參加與否。我們應該記住,其他國家有選擇,無論是短期還是長期,他們將根據經濟、安全和可靠性做出符合自身利益的選擇。

許多國家需要貿易幫忙發展經濟。例如,歐盟擁有最大的貿易網路,有40個獨立協議。中國已經申請、並簽署了幾項新的貿易協議(例如,RCEP、DEPA和CPTPP)。美國缺乏與一些最親密盟友的貿易協議,其中許多已與中國簽署了貿易協議。我們應該更積極地尋求自由(當然也是公平的)貿易協議,特別是與澳洲、日本、英國等強大盟友—我們希望有一天—還有歐盟。這些協議可以以明確對雙方都有利的方式完成。

我們已經與地球上大多數國家進行貿易—當然,我們應該始終努力使貿易對美國更好更公平。與關鍵貿易夥伴深化高標準貿易,既是良好的經濟學,又是偉大的地緣政治。我們不需要求許多不結盟國家,像是印度和巴西,與我們結盟;但我們可以簡單地透過貿易和投資伸出友好之手,讓他們更接近我們。

有許多方法可以打擊不公平貿易—產業政策是其中之一,但它應該做得正確或根本不做

幾百年來,國家一直使用貿易實踐來取得對其他國家的優勢。這種經濟競爭通常通過產業和貿易政策進行,並有多種形式:禁止或限制貿易(配額)、關稅、補貼、補助金、稅收抵免或加速折舊、貸款擔保、長期購買協議和資本控制。這些工具通常旨在給予公司或行業不公平的競爭優勢,當一起使用時,它們可以創造無法戰勝的規模經濟。在最嚴厲的形式中,它們可能被國家用作嘗試不公平地主導整個行業的策略。這不應該被允許。

還有其他不公平的貿易做法需要提及;例如,非貿易壁壘,如有效阻止特定類型貿易的法規,以及從增值稅到特定國家稅收方案的各種不公平稅收政策。許多國家都以各種形式在使用這些工具(也包括美國)。

因此,貿易協議有許多缺陷,需要謹慎談判。允許國家繞過對它們施加的貿易限制的做法—例如,允許中國使用它與其他國家的協議來繞過對中國商品的關稅—可以並應該停止。顯然,如果美國受到不公平對待,我們應該要求這些協議得到修正。承認我們有時也不公平地對待他人,這也是好的(例如,通貨膨脹減少法案的部分內容不公平地偏向美國企業)。

產業政策機制,當使用時,應該盡可能針對性強且簡單。最乾淨的是各種形式的稅收抵免。無論政策是什麼,不應違反兩條規則:(1)不應進行社會工程,(2)市場應分配資本,而不是政府—以免結果是美國企業大飽口福的自助餐。政府並不擅長在自由市場中分配資本。一個例子就足以說明問題:在我們嘗試在美國創建更具競爭力的晶片製造業時(在美國製造這些晶片的成本是其他地方的兩倍,因此,如果我們的製造商嘗試競爭,它們將失敗),政府可以給予土地開發獎勵、加速折舊和降低稅收,或提供長期稅收抵免。然後公司和資本市場將競爭,決定如何最好地做到這一點。

然而,我們需要承認,貿易確實為就業帶來了真正的負面影響(1990年,製造業在這個國家創造了1,800萬個工作,而現在是1,300萬個),這些通常集中在某些地理區域和企業周圍。因此,任何新的貿易政策都應該結合一個大大加強和有效的貿易調整援助計劃,為那些直接受貿易影響的工人提供再培訓、收入援助和搬遷。

美國已經與200多個國家、地區和區域協會進行貿易。我們應該達成最好的,當然也是最公平的貿易協議。我們應該在保持與盟友密切經濟關係的同時做到這一點。

關於貿易赤字的真相是什麼?

本質上,貿易赤字並非一定好或壞。即使我們的國家沒有淨貿易赤字,它也可能與一些國家有赤字,與其他國家有盈餘。有時高貿易赤字源於一個國家作為開放投資目的地的非凡吸引力,這些投資幫助該國成長和繁榮。這可能是美國部分貿易赤字的原因。然而,純消費的貿易赤字可能意味著一個國家正在緩慢地將自己的部分賣給別人,我不確定這是個好主意。

我們過去20年的貿易赤字總計超過12兆美元,這可能太大了。貿易赤字的另一面是投資盈餘,這多年來導致外國投資者擁有30兆美元的美國證券,而美國投資者只擁有16兆美元的外國證券。2005年,這些數字分別為6.3兆美元和4.3兆美元。你可以看到,隨著時間推移,外國投資者擁有美國的比例越來越多。(供你參考,中國持有的美國資產約為1.5兆美元,其中一半是美國國債)。

值得記住的是,我們的貿易赤字也由我們巨大的政府赤字驅動。因此,我們關注「雙生」赤字是十分合理的:我們2兆美元的財政赤字和1兆美元的貿易赤字。雖然上段中的數字突顯了美國經濟的吸引力,但它們也揭示了某些潛在風險:如果美國因任何原因變得不那麼有吸引力,作為投資目的地,如果外國人出售他們的美國資產,美元和經濟可能會遭受損失。

我們非凡的能源地位是一個巨大的競爭優勢,確保負擔得起、可靠、安全且更清潔的能源,不僅對我們而且對我們的盟友至關重要

美國擁有巨大的競爭優勢,因為它基本上在能源方面是自給自足的—這將持續數十年。這減少了我們國家許多事物的成本(例如,食品成本有高達40%與能源相關)並使美國公司更容易競爭。我們能夠向海外盟友出口安全、負擔得起、安全的液化天然氣,這也是我們巨大的地緣政治優勢。這使他們與我們聯繫在一起,給他們更大的安全感,對美國也有經濟利益。這也有好處,對氣候有利—因為更清潔的液化天然氣取代了更髒的煤炭。

美國應該帶頭產生更多能源來滿足更大的需求,包括來自AI的需求,AI將需要大量能源。我們需要「全方位」戰略來開發可再生能源,同時利用常規能源。我們不應忘記,為了使能源效率更高和更清潔,我們還需要更快速的許可,投資於電網和獲取關鍵礦產。我相信,隨著時間推移,我們的創新能力將使能源更清潔並解決碳排放問題。

在這個國家,我們在氣候政策上犯了許多錯誤—我相信大量資金最終將被浪費。我們也做了許多錯誤決定。例如,我們未能建設將天然氣從賓州帶到紐約的管道—這本來可以以更清潔的方式替代煤炭,並大大降低紐約人的能源成本。另外重要的是,要記住,美國的污染大大減少,是因為我們有效地將「髒的」製造業,如鋼鐵業,外包到排放標準比我們低的其他國家。

最後一點:全球有數十億人仍缺乏獲得負擔得起和可靠的能源,而這是更高、更健康生活標準的基本驅動力。滿足這一需求在全球範圍內改善生活。

還有許多其他關鍵的外國經濟政策,可用於促進美國經濟並保護我們的盟友

基本上,它們是:

  1. 我們必須保持美國稅收制度具有國際競爭力,以避免資本、公司、智財權或人才流向海外。這裡頭有點複雜,因為許多國家用它們的稅收制度玩遊戲—但保持競爭力是可以做到的。美國讓自己處於不利地位將是一個巨大的錯誤—有更好的方法來收稅(稍後會詳談稅收)。

  2. 美國的發展金融機構,包括兩個主要機構(美國國際開發公司和美國進出口銀行),通常用於發展項目並支持來自發展中國家的出口。相對於我們國家的規模,我們的發展金融非常小—總計,美國的發展金融投資約為600億美元。與中國相比,我們幾乎沒有存在感。相比之下,中國政府領導的一帶一路倡議已經在155個不同國家借出或投資了1.4兆美元。中國這樣做,是為了促進其在海外的業務擴張,並增強其自身的能源、礦產或供應鏈。

    除了一帶一路倡議,中國在世界其他地區的直接外國投資約達3兆美元。2000年時,這一投資幾乎為零。相比之下,美國的直接外國投資總計6.7兆美元。在我訪問非洲和拉丁美洲時,美國商業或政府投資缺席,是十分明顯的。非洲和拉丁美洲國家希望美國參與更多,但他們已經從中國獲得了他們需要的東西。如果做得好,美國可以大幅增加發展金融—這不是施捨,它可以相當有利可圖,而且有促進美國及其企業海外發展的優勢。

    一般來說,我們需要更好地促進美國企業在海外發展。美國的發展機構可以與美國企業更有效地合作,例如,通過為大型資本投資提供政治保險。這種保險將保護企業,使它們能夠在不穩定的地區進行投資,涵蓋政府接管或政治動盪等風險。

    同時,雖然像《反海外腐敗法》這樣的法律有助於減少腐敗,並使海外競爭環境更公平,但這類法律經常使企業處於劣勢,包括美國企業和有美國關聯的國際企業。規則可能模糊不清,指引敘述含糊不明,處罰嚴厲—使受影響的公司不願競爭。這需要修復。

  3. 我們需要不斷教育和告知世界,關於美國的價值觀和美德。我們不需要居高臨下或說教,只需持續教育和分享—自由和民主的傳統與溫和的協助最終將贏得勝利。

美國強勁的經濟在保持美元作為世界儲備貨幣方面發揮著關鍵作用

美元是一種「法定」貨幣。有些人說這使美元純粹成為信任的問題。這根本不是真的。發行美元的聯準會擁有支持它發行的每一美元的資產(主要是美國國債)。這些資產擁有美國政府的完全信任,並由其對世界上曾經見過的最繁榮國家的徵稅權力支持。如果你有美元,你基本上可以自由地按照你認為合適的方式處理它們—這在許多專制國家是不可能的。美元是世界儲備貨幣,因為美國的開放市場、我們經濟的實力和我們支持財產權的法治—所有這些都受到美國軍隊的保護。這些也是美國對任何想投資他們的錢的人來說,是如此有吸引力投資目的地的原因。

一個運作良好的國際貨幣體系,對美國和我們的盟友都有好處,特別是因為規則是由我們和我們的盟友制定的(雖然需要一些改革)。美元是健全全球經濟體系的基礎,也是美國全球影響力的基石。我們金融系統的實力給予美國相當大的影響力,不僅在於有效地分配資本,還在於為我們的國家創造巨大的資訊優勢。廣義上的美國金融系統,是世界上最好的—擁有非凡的知識和能力,它是美國經濟的關鍵飛輪。

為了保護我們全球經濟影響力和我們儲備貨幣的地位,美國也需要被廣泛信任和可靠。好的貿易應該能夠蓬勃發展。制裁是一個強大的工具(不僅針對金融腐敗,還針對全球做壞事的人)—但它們應該謹慎使用,並為正確目的使用,通常與我們的盟友一起行動。除了上述好處外,成為儲備貨幣每年為美國以當前利率計算,節省了1千億美元。全球人民實際上持有約2.5兆美元的美元紙幣,這實際上等於不付利息的借貸。

我們經濟和軍事聯盟的力量,與我們作為儲備貨幣的地位之間存在相關性:我們的聯盟越強大,我們的儲備貨幣地位就越強大。然而,反過來也是如此。歷史表明,當國家變得越弱,它們的貨幣就會失去儲備貨幣地位。

確認我們的國家安全和世界上最好的軍隊,無論花費多少,都是至高無上的,對和平必不可少

在如今動蕩的世界中,我們已經看到了幾個鮮明提醒,即:國家安全是、而且永遠都將是至高無上的,即使這個想法在平靜時期似乎退居其次。美國仍然是民主的武器庫和全世界自由的堡壘。我們必須向美國公眾反覆解釋,烏克蘭和以色列的恐怖活動(主要由伊朗政權煽動)如何是自由的實際戰場。我們希望這些可怕的事件,已喚醒我們所有人意識到,世界永遠不會安全。正如雷根總統曾經明智地說:「保持安全的唯一方法是通過實力獲得和平。」擁有最好的軍隊是昂貴的,但這並不像沒有軍隊時會發生的事情那樣昂貴。毫無疑問,我們必須保持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

當然,期望盟友支付全球軍事開支的公平額度是合理的—但我們也應該認識到,保持我們的盟友在一起,符合我們自己的戰略利益。美國在全球的軍事存在不應被視為僅僅是有償保護—這是全球穩定的關鍵支柱和我們領導力的反映。

我們希望有一天以色列和中東將會有持久的永久和平。烏克蘭需要適當的解決方案—一個為它提供主權、穩定和安全的解決方案—使他們的國家走上健康增長的道路。主權意味著他們是一個自由國家,可以做出自己的決定。如果烏克蘭處於弱勢地位(意味著基本上俄羅斯成功了),我們將看到美國軍事聯盟的分裂,因為國家,特別是歐洲,尋求更好的安全安排。

關於軍事安全的另一點:人們總是認為美國遠離歐洲戰爭,儘管我們多次被捲入其中。隨著網路戰、衛星和高超音速導彈的出現,世界已經改變;其他國家的軍事能力已經在我們家門口。

我們需要運用國家力量的所有工具

權力的行使不僅僅通過軍事力量衡量,還包括國家力量的其他工具:外交、經濟發展、外國援助(所有以戰略、高效和負責任的方式進行)以及不斷教育關於自由的好處。再說一次,正如雷根總統所說:「自由是特殊的,也是罕見的。它很脆弱;它需要保護。」從根本上,我們需要認識到,權力也基於信任:相信我們會做正確的事,相信我們能做正確的事,以及相信我們不僅強大而且可靠。

我們需要立即改變某些政策以確保和增強我們的軍事能力

維持美國的權力地位,需要在軍事資金和規劃方面進行重大改革。這包括對貿易、生產能力和供應鏈的重大變革,以使我們的軍隊盡可能具有彈性和能力。一些具體方面就足以說明問題:

  1. 我們沒有關鍵軍事支出的多年計劃,並且經常依賴短期持續決議來資助我們的軍隊。這每年讓軍隊花費數十億美元,並為國防工業創造不穩定和不確定性。轉向多年計劃可能每年節省400億美元(在2024年近8,500億美元的國防部預算中),並為軍隊提供更大的穩定性。
  2. 我們需要允許更大的資金重新分配靈活性;即不斷創新(購買最新的無人機和其他物品)。
  3. 我們的重要彈藥庫存嚴重不足—如果在南中國海有戰爭,我們7天內就會用完導彈。如果由我決定,我會囤積彈藥、防空和導彈防禦系統、稀土和其他關鍵組件,重要的是為了維護和平。
  4. 我們在國防工業基地中沒有保持足夠的過剩生產能力來在必要時增加武器生產。我們甚至沒有合適的能力來建造戰艦了。政府與私營部門合作,幫助維持能夠以戰時速度生產所需軍事材料的工廠,這將相當容易。
  5. 我們也缺乏必要的勞動力,來完成上述所有工作。培訓工人掌握製造這種設備所需的複雜技能,可能需要長達六年—我們可沒有六年時間。
  6. 我們需要立即重組我們的一些貿易和供應鏈。令人驚訝的是,在戰爭情況下,我們需要的許多基本物品,會來自潛在的對手。這些產品範圍從稀土到青黴素和其他藥物成分,到某些類型的鋼材、半導體,甚至一些製造組件。我們需要使用我們可用的所有工具,盡可能快速地做到這一點。
  7. 對非常有針對性的投資和出口限制(晶片製造設備、先進晶片和其他用於軍事目的的難以複製的技術)採取適當的單方面行動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我們只應該期望這類行動能減緩我們的競爭,而不一定能阻止它。
  8. 最後,從我們國家實驗室和卓越大學中產生的非凡科學,對創造和維持我們的科學發現和進步至關重要,這些不僅促進了美國的經濟,還維持了我們的軍事優勢。有很多關於美國精英大學的抱怨—有些是合法的—但這不能也不應該是其中之一。

保護我們的國家遠遠超出了軍事範疇,包括電網安全、數據中心、通信和一般網絡安全等其他項目。

外交政策是現實政治

美國的聯盟體系是我們地緣政治優勢的基礎,是美國領導力的特殊之處。外交政策必須建立在現實政治的基礎上—一種優先考慮國家利益而非意識形態考量的務實方法。現實政治意味著許多決定適當地從屬於國家安全。例如,雖然解決全球挑戰(如氣候變化)很重要,但這種努力不應掩蓋我們外交關係的戰略要求。

我們需要帶動我們的盟友並幫助他們建立自己的能力。一個弱勢的歐洲最終對美國非常不利。除其他外,我們的盟友需要可靠、安全和負擔得起的能源—否則他們將處於可怕的境地。外交和我們的經濟關係,包括貿易,是維持這些聯盟的關鍵部分。雖然我們應該教育其他國家關於我們價值觀的優點,但我們應該停止說教—我們不需要他們擁有我們所有的價值觀,但我們確實需要他們成為強大的盟友。

周岐原

17年媒體經驗,因公被控告1次,在香港、新加坡獲頒財經新聞獎11次,發表文章逾1,200篇,編輯文章將近3,00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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